随着特朗普的当选，美国对我国的“贸易战”“科技战”延续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的预期。现有经济形势下，国内大循环活力仍有待进一步提升，国际循环面对美西方“选边站”式的供应链进行“备份”与“转移”，内外形势严峻。我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民营企业，事实上选择了以“内卷”作为应对。我们认为，尽管“内卷”可能是企业为求生存，不得已而为之，但其不利于创新，特别是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在长远看来对企业和行业发展不利，**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需对此引起警惕，调整涉企扶持政策的导向，并以出海等形式引导企业融入全球发展大局，开辟新的增量。
“内卷”为什么不值得提倡？
“内卷”实质上是低水平的“拼”，也许其与儒家传统文化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观点有微妙（但带有偏差）的契合——我们看到，不仅是中国企业卷，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如日本、韩国的企业也在卷。但这种做法可能对真正的颠覆性创新产生极大阻碍。
“内卷”在微观层面，可看作是管理内控制度的“完善与优化”，但以此为基础的管理体系，往往伴随着严重的内耗，并阻碍技术创新。不少大企业都拥有极其完善的管理考核制度（并以此为傲），几乎将每个员工作为独立核算个体，将KPI与收入直接挂钩。这样在个体上确实将成本降到了极低，但每个团队在合作中却不得不“防一手”，难以形成合力。然而，现阶段许多创新又远非单打独斗能实现，必须依靠跨领域融合。再者，通过流程管理能实现的技术突破，更多在于有明确的技术路线和对标对象的追赶型领域（极端的例子，山寨）。
肯尼斯·斯坦利（Kenneth Stanley）和乔尔·雷曼（Joel Lehman）在《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Why Greatness Cannot Be Planned： The Myth of the Objective）中指出：绝大多数颠覆性突破都是偶然产生的。
Kenneth Stanley和Joel Lehman在《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中提出了“新奇性搜索算法”（Novelty Search Algorithm）——不追求明确目标而是探索新奇性。他们认为，许多伟大的成果无法通过计划来实现，因为其路径通常是非线性的。
在前沿领域，研究人员面对详尽的目标和规划，承受扣奖金、末位淘汰等压力，很难实现实质性突破。更为致命的是，一旦对手产生了颠覆性突破，那么再怎么“卷”也是徒劳（典型如新能源汽车在动力层面对传统燃油车的碾压）。
在面向行业的中观层面，“内卷”也并不美好。许多中国制造成功的行业，如模具，最初依靠的是自身资源要素禀赋，以“多快好省”的风格对其他产品形成相对优势，并维持足以支撑其研发的利润率。但当新对手采取低价内卷的策略后，行业很快就变为红海，难以为继。
从宏观层面看，最要命的问题在于“内卷”的刀刃向内。在有技术代差的领域，欧美厂商在面临低价策略时，更多地会选择转向高端甚至“换赛道”，而国内厂商则会陷入长期的同质竞争。同质化竞争又带来一个问题，即中小企业不敢创新。由于山寨，新技术很快被模仿，无法收回研发成本，没人敢上新产线。只有大型企业，依托庞大的资源，能在对手反应前快速形成产能，抢占市场。
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什么不得不“内卷”？
从人性的角度看，如果保证充足的利润，能轻松工作，又有谁愿意陷入无休止的内卷呢？企业的内卷，必然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的最大原因可能是为了做大以更好地生存，这一点在制造业尤甚。更深层次的原因，与一直以来政策更侧重“选优扶强”有关。
如果企业没有足够的规模，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都会相当谨慎，更毋论获取其他投资等。相反，一旦做大并被树立为“明星企业”，企业的信贷额度就会变得相当充裕，**补贴也更易获得，甚至负面舆情也都能通过各种渠道消弭。当前内需不振，市场低迷，财政资金紧张，“僧多粥少”的形势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压力，于是通过“内卷”做大便成为理性选择。因为只有做大才能在当前市场环境中更好生存。
为什么中央、学界、企业界一直强调市场的重要性？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市场能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当然，市场至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近年来的实践中问题愈发凸显，**干预的重要性被愈发重视。但是，**如何干预至关重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加码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由于历史惯性等诸多原因，当前的政策体系仍然更重视打造以强势龙头为核心的产业大集群，给行业领军者更大的支持，希望将其打造成全球范围的商业航母，参与国际竞争。历史上，日本、韩国、新加坡正是凭借这一做法取得了初期的腾飞。在我国自身工业体系的构建历程中，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也起到了支柱性作用。
这一类政策的正反馈是，强者能以更快的速度变得更强，在更短时间内实现赶超；而其副作用在经济体量大而增长乏力时会被放大，那就是行业内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无法生存。为了更好获取资源，企业必须做大。而做大的一个相对“简单”的路径，就是拼命卷价格。
解决“内卷”的思路在于政策调整和企业出海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制造业企业内卷，归根结底是市场问题。这其中既包括现有规则规制对市场健康竞争的引导不足，也包括客观的需求收缩。那么，对此问题的解决思路也明确指向两点，即涉企扶持政策的调整和引导企业出海。
1．更多地支持中小企业向专精化发展
制造业的强大在于产业生态，产业生态健康与否取决于多样的中小企业。**总书记指出，中小企业联系千家万户，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在全球供应链极度复杂，专业分工愈发细化的当下，很多看似不起眼的中小企业蕴含着巨大的创新潜能。
专业分工细化的背景导致大企业为某一极其细分的领域专门开设部门，维持团队并不现实，而深耕这一领域的小团队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同时服务若干大企业并赚取可观的利润。
这一特质在工业设备类行业尤为鲜明，如一个专门做机床温度仿真和控制方案的小公司，以不足20人的规模同时为区域内十余家设备企业提供专项服务。这种工作即使再拓展也不具有规模优势，因此维持小微企业的体量即可。此外，德国、瑞士等国家的机床和机器人行业也非常能说明问题。大量规模在100人以下的企业，为非常细分的领域生产高附加值的专用设备，拥有较高的技术壁垒，在欧洲乃至全球都可算“隐形冠军”。现代制造业恰恰需要大量的这一类中小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同时，制造业的强大与否在于多样性，或者说产业链韧性。
一方面，技术本身不应有绝对的先进和落后之分，关键要看是否适用于生产场景；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小企业在各自专精的细分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而总体上看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无可替代，才能保证自主可控的全面高质量发展。
值得肯定的是，我国已充分意识到制造业专精化、定制化和离散生产的趋势，以专精特新小巨人为代表的政策体系已取得显著成效，但“扶强“的历史惯性仍然存在。
我们建议，至少在军工、电力、水利等与国家安全和公共服务关联性不强的、具备更多市场化经验和潜质的领域（典型如家电等传统产业和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适度弱化对龙头企业的支持，更多以统一准入、统一监管等方式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探索技术进步与场景挂钩，即技术发明不是为了达到某一具体指标，而是解决了实际应用场景中的具体问题。此外，优化梯度培育概念，不再将产值规模和税收贡献作为政策绩效考核的最终导向，更多强调对技术进步和成功市场化的奖补。
2．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出海
如果说政策导向的调整是“夯实内功”，那么企业出海就是寻找市场增量，“练好外功”的必由之路。
一是不能把外循环机遇拱手让人。
国内政策调整落地需要时间，而当前尚处阶段性收缩的内需无法满足企业生存所需市场容量。印度、东盟的庞大人口基数和巨大发展潜力对应着巨大的中低端市场；欧洲、美国和日本超过10亿的人口对应着中高端市场，应以出海抓住市场机遇。
二是产品市场导致企业必须出海。
许多原有的外向型企业，生产的产品多为满足国外细分市场需要，如割草机、抽水泵、空气压缩机、手动工具等花园和车库用品已是中国制造强项但在国内基本没有市场，丢掉国外市场就几乎等同于丢失全部，出口转内需并不现实。
三是海外布局有利于我国制造业长期发展。
对企业而言，避开贸易战关税的同时更接近目标市场，如果在东南亚国家投资建厂，那么生产成本降低，产品也更具竞争力，而**也可通过对公民海外资产征税获取收益。
对国家而言，企业在外设厂，其采用的设备、标准也将在当地扩散传播。特别对于工业设备类行业，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等地区的机床在中国市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下游制造业在华设厂并使用相关设备。当前我国国企出海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原因，受到一定阻碍。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加强对民营企业出海的鼓励和引导。
我们建议，在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前提下，一是进一步放宽民营资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组织企业界、政界、学界专家研判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目录》并动态更新调整；二是鼓励中小企业抱团出海，总结相关经验并进行多渠道宣传，为更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提供指导；三是持续推动与国际经贸规则的衔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回应欧、日、韩、印、东盟等地区对我的质疑，在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探索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强化在经贸领域的双边/多边对话与合作。